遥想李白当年，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，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、沿门托钵的地步？
李白是一个文人，但文人并不是一种价值的证实。一个文人，如果他不能在官场上占据一个位子，即使他才高八斗，气冲霄汉，到头来，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，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。
在当时的社会机制中，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冲动，李白也不例外。开元十三年（公元725年），25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，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。其时“开元之治”如日中天，大唐王朝生气勃勃，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之中。大唐皇帝李隆基昭示天下求贤若渴，李白才华横溢，意气风发，不必怀疑朝廷求贤若渴的真实性，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。可是，当李白站在船头，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，将天下纳入胸襟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直到自己的生命最终时刻，他也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，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。李白天性天真洒脱、狂放傲岸，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、顺服谦恭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抗，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抗。朝廷求贤是真的，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，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。于是，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，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命运。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，也贻误了李白，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具有许许多多难以解开的双重性。
出川后的李白遍拜公侯之门，以求进身之阶，实现“待吾尽节报明主，然后相携卧白云”的人生理想，但却“十谒朱门九不开”，屡遭碰壁。开元十八年（公元730年）李白第一次入长安，托门拜府，无功而返。进身无路，报国无门，诗名、文名满天下的李白心头泣血，悲愤难平，长叹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！”
千载难逢的机遇终于来了：天宝元年，朝廷召李白入长安。李白欣喜若狂，以为从此进身有路，报国有门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！”入长安后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礼遇，侍诏翰林院。但李白不久就失望了，皇上欣赏的仅仅只是他的文采而已，只不过是“倡优蓄之”，侍宴、侍游、侍浴，歌功颂德，点缀太平，即使在离天子这么近的地方，李白也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色彩。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活画出他的神采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
敢叫当今天子久等，敢叫当朝宠臣高力士脱靴，傲岸洒脱依旧，狂放不羁依旧。身处江湖要唯守天性也许比较容易，当身在宫阙恩宠有加仍不失本性，仍有力量抗拒那种温柔的扭曲，确实是真正的内心强健。这就是李白，这才是李白！这种姿态是官场上绝对不能接受的，这里需要的是谦顺、机变、平庸。
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尽头，他凄然离开长安，从此再也没有返回。这是大文豪李白的不幸，却又是千古诗仙李白的大幸。久在宫廷，就像笼中金丝鸟，高贵却丢失了振飞的力量。夕阳下的李白凄迷地向长安投去最后一瞥，心头在哀怨，在悲泣，却没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心灵的解放，走向历史的深处，一片辉煌的诗歌创造景象正在眼前展开……
的确，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颂诗和贺诗，但这不是李白一生写作的本质。李白也是人，他要生存，他不得不如此。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对富贵的渴望而放弃个性，他自始至终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。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”这就是真正的李白，这才是李白的本性。在这个人与人相互倾轧、世态炎凉的大千世界，达官们轻歌曼舞，小吏们也有一份温饱，然而，惟独却没有天才李白的一条生路。寂寞、凄凉、卑微、贫窘，这就是一个坚守着心灵真诚的文人的命运。